《罗汉堂首份报告背后，是一场全球研究协同新模式的实验》全文共计： 1602 字，请耐心阅读！
“我们想做的是，社会科学开放研究的贝尔实验室。”罗汉堂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陈龙说。数字技术日益成熟，也让罗汉堂开放协同的科研新模式成为现实。
1月24日，由阿里巴巴发起的罗汉堂发布《数字技术与普惠性增长》报告，认为数字技术本身对普惠性增长有重要推动作用。
报告称，数字技术在传统意义的企业与市场之外，催生了新的数字平台模式，认为一个有效的平台能够让所有相关方积极参与、互相协作，从而成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普惠性机制。
在有三位诺奖获得者参与联合执笔的报告前言中，他们提到，中国的经验表明，真正的数字双边平台，能够成为推动普惠性数字渗透的有效驱动力。“多年来，科斯定理中企业与市场之间的‘劳动分工’一直是理解有效资源配置机制的框架。根据这个理论，公司着力解决市场难以协调的问题。开放的双边平台是一种新的制度形式，可以‘解决’特定的协调问题。这调整了市场的边界，并不是说科斯定理不再有效，而是说定理中的某些参数发生了重大变化。”
《报告》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为样本，认为在中国，电子商务、移动支付和金融服务相关的增长模式，具有“惊人的普惠性”，并倡议各国应尽早、尽量广泛地普及数字技术。
而对于数据隐私、技术失业、平台竞争等人类的技术焦虑，罗汉堂的学者们也一一回应，“把现实情况与妄断推测和焦虑情绪区分开”。
这份全文150页的报告是科研大协同的结果，耗时半年之久，验证了数字平台体现的是一种全新交流和协作方式，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。
陈龙对记者回忆称，最早响应的斯宾塞，他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，紧接着是2016年诺贝儿经济学奖获得者本特?霍姆斯特罗姆，最终包括三位诺奖得主在内的8位学术委员，全力参与了报告的相关工作。
半年的时间内，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8位学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，通过互联网、电子邮件开启了一场罕见的全球学术协同研究。
以研究经济摩擦为课题的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?皮萨里德斯也得益于这次的协同研究——2018年最后一天晚上，更新自己新的研究模型。把这一发现告诉陈龙时，他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“事隔半年后交出的这份《数字技术与普惠性增长》报告，正是体现了罗汉堂的双重使命。”陈龙说。
这一场研究模式的成功试验，得益于数字化技术，更源于罗汉堂项目发起初心。2018年6月26日，罗汉堂由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倡议在杭州成立，从一开始，它就不属于阿里巴巴一家公司，而是由全球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等多领域的顶尖学者们共同发起，研究课题的目标不是服务于公司，而是服务于人类社会。
在罗汉堂的使命宣言里，它被寄予了双重责任，一是理解数字技术如何帮助实现社会共同利益。其次是帮忙建立一个广泛的研究社区，聚合共识与力量，为解决新问题提供新范式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一场全球化科研大协同运动的发生，仍然离不开中国式发展实践。由三位诺奖获得者联合执笔的报告前言中，他们提及了中国实践对经济学的新启示之一：
“多年来，科斯定理中企业与市场之间的“劳动分工”一直是理解有效资源配置机制的框架。根据这个理论，公司着力解决市场难以协调的问题。该报告认为，开放的双边平台是一种新的制度形式，可以“解决”特定的协调问题。这调整了市场的边界，并不是说科斯定理不再有效，而是说定理中的某些参数发生了重大变化。”
对罗汉堂而言，难解的全球命题都已经在议程上，陈龙介绍，很快，隐私保护和数据治理的研讨会将会举办，要集合世界上最杰出的法学，经济学，社会学家，美国，欧洲的学者一起，“为世界的疑难，为科技的疑难，寻找答案。”
“我们想做的是，社会科学开放研究的贝尔实验室。”他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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